理琪(1908～1938)，原名游建鐸。河南省太康縣游莊村人。1924年，理琪離開了太康縣，到開封一所中學去讀書。在這里，他不僅刻苦讀書，而且關心國家大事。每到課余時間，他就到圖書室去翻閱各種報紙雜志，因此，對中國當時的政治形勢了解得越來越多，更加痛恨封建軍閥的禍國殃民。他渴望著能擺脫舊制度的桎梏，見到那陽光四射公平光潔的新世界。為了尋求真理，他開始如饑似渴地研讀各種宣傳新思潮的書刊。

　　1925年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入黨后，便離開了學校，回到家鄉開展革命斗爭。根據黨的統一戰線方針，他參加了太康縣國民黨部的籌建工作，積極發動和領導廣大群眾，開展反帝反封建的斗爭。

　　為了革命斗爭的需要，1926年下半年，理琪離開了太康縣，到開封加入了馮玉祥部隊任電務員。他利用這個職務，在士兵中宣傳革命道理，發動士兵支持革命。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全國處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在這種情況下，理琪沒有被嚇倒，他遵照黨的以武裝斗爭來反抗蔣介石反動派屠殺的方針，積極開展黨的工作，秘密籌劃發動武裝暴動。但由于敵強我弱，條件不成熟，沒有成功。根據黨的安排，他仍留在國民黨的部隊中，從事黨的地下工作。

　　1929年以后，理琪隨國民黨部隊開駐江西。在那里，他一面做瓦解敵軍、策動國民黨士兵嘩變的兵運工作；一面搜集敵人的軍事情報，用無線電密碼提供給紅軍，為幫助根據地軍民粉碎反動派的軍事“圍剿”，作出了重要貢獻。后被敵人發覺，理琪才離開了國民黨軍隊，到了瑞金中央蘇區。在瑞金，他把自己所掌握的無線電技術，直接貢獻給了人民，為我黨、我軍和根據地通訊事業的建設，作出了新的貢獻。

　　1934年，正當國民黨法西斯統治極為猖獗的時候，理琪同志肩負著黨的重任，被派到上海從事地下工作。

　　由于黨在上海的地下組織和工作機關多次遭到敵人的破壞，1935年下半年，理琪和組織失掉了聯系。1936年春，經介紹，輾轉到了膠東地區，擔任了黨的領導工作。

　　為了反對國民黨政府的反動統治，膠東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于1935年農歷十一月四日舉行了大規模的武裝暴動。但因條件不成熟，敵我力量懸殊，暴動很快失敗了。“一一·四”暴動失敗后，膠東呈現一片白色恐怖。暴動隊伍被打散了，包括中共膠東特委書記張連珠在內的許多革命同志被捕、被殺。黨的組織幾乎全遭破壞，同上級黨組織也失掉了聯系，原有的武裝力量，也只剩下二十幾人。為了堅持膠東地區的革命，剩下的部分黨員干部組成了中共文登縣臨時縣委，繼續堅持斗爭。

　　理琪就是在這種黑云壓城城欲摧的情況下來到膠東的。理琪來到膠東后，住在文登縣溝于家村張修己的家里。他在聽取了中共文登臨時縣委的情況介紹后，放下長衫，穿上農民的服裝，與臨時縣委的同志一起深入群眾，了解情況，著手恢復黨的各級組織，重新聚集革命力量。

　　由于國民黨反動派正在膠東強化保甲制度，采取聯村保、聯戶保等法西斯統治手段，并調集了大批軍警、團丁集中對文登縣各區進行大清鄉，這使理琪這樣的外鄉人很難隱蔽下去。為了理琪的安全，臨時縣委曾暫時把他轉移到威海，住在一家旅館中。敵人的清鄉高潮過去后，黨組織便派人去接他，但由于發生了意外情況，理琪與組織失掉了聯系，他只得當賣了衣物回到濟南。

　　理琪到濟南后，用密信同張修己聯系，得到回信后，很快又回到了膠東，仍住在張修己的家里。理琪回到膠東后，立即著手整頓黨的組織，成立了新的膠東特委，他被選為特委書記。他與特委的其他同志認真分析了當時膠東的斗爭形勢，總結了過去的經驗教訓，并針對實際情況采取了恢復和發展革命力量的一系列措施，很快把各縣、區的黨組織又重新恢復起來。

　　為了從政治上和思想上整頓黨，清除黨內存在的急躁和悲觀失望的情緒，使黨組織能夠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擔負起領導責任，理琪親自起草了《膠東特委給各級黨同志的一封信》。在這封信中，理琪正確分析了中國及膠東地區的政治形勢，總結了過去的經驗教訓，批判了黨內存在的各種錯誤傾向，并指出了糾正的方法，提出了膠東黨組織今后的任務。

　　在以理琪為首的特委領導下，黨內外的革命同志，迅速掀起了一個學習的熱潮。通過學習和整頓，黨員的思想水平大大提高了，黨組織更加純潔堅強了，“一一·四”暴動后出現的悲觀情緒為之一掃，廣大革命群眾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又煥發出了革命的熱情。

　　理琪來到膠東后，工作是極為緊張的。他以高度的革命責任感和堅強的毅力，克服了人地生疏等重重困難，深入扎實地開展工作。他經常在漆黑的深夜爬山越嶺，從這個村到那個村，發動和組織群眾。他還經常到各地召集積極分子會議親自幫助大家學習理論。他把帶來的《社會發展史》和《唯物辯證法》兩本書，用通俗的語言講解給大家聽。為了幫助農民識字學文化，他還組織了新文字訓練班，并親自編寫了適合農民學習的課本，自己刻印，自己裝訂成冊，發給大家學習。

　　1936年秋，又有一部分同志被捕。為了特委的安全，同時考慮到兼顧城鄉兩方面的工作，經研究決定讓理琪和特委機關一起遷移到煙臺市內。理琪到達煙臺后，以學習為名，隱蔽在毓璜頂山東省立第八中學開展黨的工作。他一面利用各種形式作抗日的宣傳，組織青年學生開展革命活動；一面指導膠東城鄉各地的工作。在這里，理琪和中共北方局派來膠東工作的呂志恒相識，使膠東黨組織同中共北方局接上了關系。此后，在上級黨組織的指導下，膠東的革命斗爭有了更明確的方向。

　　1936年12月間，由于叛徒的出賣，特委機關遭到了破壞，理琪也不幸被捕。在殘酷的監獄生活中，理琪備受摧殘、折磨；但他始終堅貞不屈。在獄中他和其他在押的黨員取得了聯系。經過醞釀，監獄里的19名黨員組成了獄中支部，由趙健民任支部書記，姚仲明任宣傳委員，理琪任組織委員。獄中黨支部成立后，一面組織獄中黨員過組織生活，學習時事和馬列主義理論；一面領導大家同反動派進行斗爭。獄中黨支部組織的學習，主要是閱讀社會科學方面的書籍，每周討論一至兩次。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了。隨著日本侵略軍的續繼進攻和國民黨軍隊的敗退，到10月，日軍已到達黃河北岸，濟南危在旦夕。國民黨省政府宣布南遷，其大小官員爭相逃跑。這時，在中國共產黨的努力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已正式形成。經中共代表張經武與國民黨山東當局多次交涉，迫使其不得不以“停止羈押”的名義，讓政治犯保釋出獄。這樣，1937年11月理琪也被黨組織派人保釋出獄。

　　理琪出獄后，立即找到了山東省委，他帶著黨中央和省委的指示，很快又回到了膠東。他根據黨中央關于“全國人民、政府和軍隊團結起來，筑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抵抗日寇的侵略”的指示和省委關于“在山東發動組織人民抗戰”的指示，積極投入發動群眾，組織抗日武裝起義的工作。這時的膠東，形勢也十分緊張。在日寇鐵蹄即將踏進之時，國民黨官員忙于搜刮錢財，準備逃跑。他們有的表面上贊成抗日，實際上繼續堅持反動政策，反共氣焰仍很囂張；有的則隨時準備投降日寇。理琪回到膠東后，馬上召集了特委擴大會議。會上他傳達了省委的指示，分析了當時的形勢。經過認真的討論，特委決定以“一一·四”暴動后保存下來的武裝游擊隊為基本力量，建立一支由共產黨獨立領導的膠東人民抗日武裝。并決定在文登縣的天福山舉行抗日武裝起義。

　　天福山起義是中國共產黨在山東領導的一次影響較大的抗日武裝起義。它的成功，為膠東抗日根據地的開辟和游擊戰爭的廣泛開展創造了一定的條件。而理琪則對這次起義作出了重要貢獻。天福山起義后，理琪又肩負著新的重任，同特委的其他幾名主要負責人到了威海市，發動和組織了威海武裝起義。

　　1938年1月上旬，在理琪的直接領導下，以原國民黨二區政訓處的一部分力量為基礎，加上威海市郊的農民，在原有武裝力量的配合下，舉行了威海起義。起義人員打開了威海專員公署的軍械庫，取出了許多槍械和大批輜重彈藥，逮捕了勾結日寇的偽商會會長兼商團團長喬仁廷。

　　起義部隊占領威海后，在專員公署召開了群眾大會，舉行了升旗典禮，山東人民抗日救國軍第三軍的大旗飄揚在威海的上空。接著，全副武裝的起義隊伍高喊著“團結抗戰”“中國人民應該槍口一致對外”“打倒漢奸賣國賊”等口號，在市區舉行了游行示威。還把國民黨專員孫璽鳳護送上船，安全離開威海。然后，起義隊伍滿載著勝利品撤離了威海。

　　威海起義，不但擴大了黨和三軍的影響，而且壯大了武裝力量。為了加強黨對軍隊的領導，特委將三軍整編為三個大隊，健全了司令部，并成立了軍政委員會，理琪被推任為司令員和軍政委員會主席。此后，三軍在黨的領導下和人民的大力支持下，積極開展了抗日斗爭，為開創膠東抗日根據地和敵后游擊戰爭奠定了基礎。

　　1938年2月，日軍三千多人自青島沿青煙公路侵占了煙臺等地。為了打擊日軍的侵略氣焰，理琪率三軍到達文登、牟平兩縣交界的崔家口一帶活動，待機與敵作戰。幾天后，部隊獲悉駐煙的日軍在牟平城建立了偽政權。軍政委員會在理琪的主持下，召開了緊急會議，決定首先攻打牟平城，理琪親率一個大隊去執行這一任務。

　　2月13日，理琪率領攻城部隊占領了牟平城，俘偽縣長、偽公安局長、偽商會會長、維持會長等七十多人，繳槍百余支。根據群眾要求，除把宋健武等幾名主要漢奸押回三軍駐地懲處外，其余俘虜大都教育釋放。攻城部隊隨后撤出牟平縣城，進入城南山區，指揮部及理琪等來到離城東南3里的雷神廟開會。中午時分，遭到日軍襲擊。戰斗中，理琪腹部連中3彈倒在院子里，傷勢很重，腸子都流出來了，但仍然忍著劇痛，鼓勵大家要樹立必勝信心，節省子彈，堅持到黃昏突圍。天已大黑，在國民黨張建勛部的策應下，同志們背著理琪脫離了險境。但理琪同志已不幸犧牲。

　　雷神廟戰斗給了侵略膠東的日軍以沉重的打擊。雷神廟抗擊日寇的英雄事跡，很快傳遍了膠東各地，極大地鼓舞和堅定了膠東軍民爭取抗戰勝利的決心和信心。理琪雖然犧牲了，但是膠東軍民踏著烈士開創的道路在繼續前進著。(資料提供：中共煙臺市委黨史研究院)